访谈

访谈 于全兴:感动自己才能感动他人

  20年,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9个贫困县,320个村寨,1300多位母亲……这些数字被点滴镌刻在摄影家于全兴的贫困母亲专题中。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份母亲的希望。很多贫困母亲和家庭的命运,因这些照片发生改变。这些照片展现了贫困母亲的艰辛和坚韧,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她们的关爱和对中国扶贫事业的支持。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些昔日为家庭衣食愁容满面的母亲在于全兴的镜头前绽放笑脸,贫困母亲变成了幸福母亲。而围绕她们的专题拍摄、整理还在继续,幸福母亲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与本报记者李倩的对话中,于全兴始终认为,好的摄影师就要塌下心来做项目,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倩:您在天津美术学院受过专业绘画训练,大学毕业之后到家庭报社工作,这些学习、工作的经历对您拍摄贫困母亲有什么外在、内在的影响吗?

  于全兴:我大学是在天津美术学院工艺系装潢美术专业学习,就是现在的视觉传达专业,因此水粉、油画等西画的基础比较扎实。专业绘画训练对于我从事摄影工作帮助很大,摄影语言多与绘画语言相近、相通,反映在拍摄贫困母亲专题上,主要还是观看视角及表现形式的影响。

  在家庭报社,我从1988年开始做新闻报道摄影及图片编辑工作,1995年起主管经营部门工作。家庭报是天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的新闻出版物,而1995年启动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是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共同发起创立的,因为同属一个系统,工作联系也比较紧密。为了这项工程的推行,家庭报希望我能策划一些主题活动。在筹办过程中,我看到了幸福工程的相关资料,发现其中照片很少。“这么重要的项目怎么会没有照片呢?”我觉得,摄影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能给这个捐赠项目带来更为直接、高效的帮助。从那时起,我每年向报社打报告,希望能够围绕这个主题做摄影报道,但一直未果。

  直到2000年,我主动与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联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没想到一拍即合。于是,2001年,我出发前往第一站青海。2004年,我干脆改了行,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这样每年至少有两个假期能去关注她们、拍摄她们……至今,我已经分48次走了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拍摄了99个贫困县、320个村寨的1300多位母亲。

  李倩:在一些评论文章中,我们了解到您的个人经历对拍摄贫困母亲题材有着很深的情感勾连。情感的渗透显然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是尤为珍贵的。

  于全兴:在和众多贫困母亲面对面交流、接触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她们以及她们家庭的生活,我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照片里成百上千位母亲的名字,我基本上都能记住,每一位都能讲出许多难忘的故事。我和她们聊天交谈,触动自己的地方,就举起相机。很多照片是我在落泪的同时按动了快门。我几乎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李倩:基金会立项并出资组织专业摄影师付诸实施,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农业安全局(FSA)的工作。而且围绕当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以及您参与的幸福工程,都诞生了广为流传的专题摄影作品。您从参与者的角度怎么看待这种由机构牵头的“命题作文”?

  于全兴:由政府机构或基金会立项、出资组织专业摄影师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效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的确在FSA组织的大规模纪实摄影活动中就得到过充分证明,在我国,影响比较深远的就是希望工程和幸福工程。

  我作为幸福工程的直接参与者,对这种摄影项目的感受更为真切。一是项目的组织者深知用图像记录和传播项目的长远价值;二是由机构牵头操作的“命题”项目往往能够成就摄影师,不仅前期能起到协助建立选题框架、提供摄影师不了解的专业背景知识等重要作用,而且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图像采集、编辑、宣传的“链条”,有利于作品在公众面前的呈现和传播;三是机构能为摄影师提供采访拍摄过程中的实际支持。有他们的协助,摄影师有望更深入地追踪拍摄线索。而且公益项目的摄影并不以回报为目的,拍摄周期、工作付出也很难量化,所以机构的资金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四是许多基金会项目的摄影工作并不是完成一组专题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是要借助摄影起到实际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专题的价值和意义。

  李倩:20世纪八九十年代您开始从事新闻摄影时,正是国内纪实摄影发展的高光时刻,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报道摄影、图片故事。您当时以专题形式拍摄贫困母亲应该也受此影响吧?您拍的第一批关于贫困母亲的照片其实用的是135相机,和后来大众在许多展览、报道上看到的画幅、构图等都大有不同,这种调整是怎么实现的?

  于全兴:20世纪八九十年代,荷赛被介绍到国内,那种多样生动的表现手段,新颖、独特的视角以及其中蕴含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令中国摄影记者大为震动。我很幸运,当时就在纸媒做摄影记者,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影响,拍摄了很多图片故事。其实运用什么影像语言方式能更好地表达主题,是摄影师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也一样。拍摄贫困母亲专题时,我第一站到青海使用的是135小型相机,以摄影记者的身份面对贫困母亲,采用抓拍、追求新闻摄影的动感和视觉冲击力的影像表达方式,结果图片力量不足,深度不够,不足以表达我对这个专题的更为复杂和丰富的领悟。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视觉文化评论家刘树勇在这时给了我重要的指点,他根据我对装饰画和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建议我发挥绘画功底,尝试用方画幅表现。绘画语言的常年训练让我对画面构成谙熟于心,方画幅是所有画幅构成形式中最难表现的,最重要的是控制好画面的四个角,突出稳定性和装饰性。相对于135画幅在叙事上的优势,120方画幅图像更显厚重。为此,我也针对性地看了很多画册,再去西部拍摄,我将绘画的表现方式融入到摄影中,影像表达很自然地发生了转变。

  李倩:您开始拍摄这一题材时也曾陷于怜悯和伤感中,这其实也是许多关注类似题材的摄影师都会遇到的问题。在您看来,这种情绪对拍摄是助力还是阻碍?

  于全兴: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小生活在大城市,虽然也曾到过一些贫困地区,但从没有像拍摄贫困母亲专题时如此深入到当年极其贫困的村寨、直面贫困的人群和家庭,所以拍摄过程中我很压抑。我觉得这种情绪对于拍摄是助力,关键是摄影师要处理好这种关系。我不知道关注类似题材的其他摄影师是怎么做的,但只要我完成了拍摄任务,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从2001年至今,除了基金会提供的基本采访条件,我每年都要自己搭钱补助拍摄,除了媒体宣传、办展扩大项目影响力,我也曾面向亲朋好友以及在学校组织募捐。

  一个心性冷漠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益纪实摄影师。如果你的影像不能打动人,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被打动,还没有感情存在,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他人。

  李倩:由贫困母亲项目带动的资助行动一直延续至今,您也一直拍摄这个题材至今,这个项目给母亲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后续围绕这个项目还有什么拍摄或展示计划?

  于全兴:拍摄贫困母亲专题的20年间,我见证了一位位贫困母亲生活的巨变,充分感受到国家扶贫攻坚工作的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通过这个摄影项目,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帮助她们自立,甚至提升母亲在家庭中、在社会上的精神地位,我感到由衷满足。

  现在,我正在为幸福工程项目整理影像库,需要梳理20年来的大量图片。后续拍摄也在继续,当前围绕这个项目主要是回访、拍摄、展示幸福母亲的精神变化。另外,我在2011年4月创立了“天津师范大学公益影像研究中心”,一方面做当前一些公益项目摄影案例的收集整理,另一方面也从理论层面尝试梳理关于公益影像的认知、价值和方式、方向等。